这是一本关于投资并购的书，讲述的是单伟建先生率领新桥团队收购韩国第一银行的事。当然，市面上关于收购案的书多如牛毛，也不乏经典之作，如讲述KKR收购RJR纳贝斯克公司的《门口的野蛮人》、讲述美国里普尔伍德控股公司收购日本长期信用银行的《拯救日本》、讲述3G资本收购啤酒巨头安海斯—布希公司的《国王的废黜》，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多是记者从旁观者的角度撰写。内容虽然有趣，但收购过程中的曲折性、复杂性与博弈性，收购之后发生了什么，投资者是赚了还是亏了，则鲜有提及。

相比而言，《金钱博弈》的作者单伟建博士则是新桥收购韩国第一银行的实际操盘者，在本书中，他以局中人和亲历者的视角，通过平实的语言、真实生动的细节，记录了一个大型收购从起意、谈判、成交、管理、退出的全过程，其中涉及的政商关系、商业竞争、民族情绪、舆论导向等，都被娓娓道来。

这一收购案发生于上个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1997年末，亚洲金融危机席卷韩国，韩国股市暴跌49%，韩币对美元汇率下跌近66%，韩国外汇储备骤降至89亿元，濒临主权债务违约边缘。为了帮助韩国度过危机，IMF紧急出台了58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条件是韩国政府必须将其收归国有的两家银行出售给外国投资者。IMF之所以提出这个条件，单伟建在本书的序曲中写到，“原因是韩国的银行体制中缺少信贷文化，也就是说发放贷款并非根据受贷方的还款能力，而是靠政府的政策或私人关系。这就是在经济危机中许多贷款变成了坏账而无法收回的主要原因。引进外资的目的是引进信贷文化和国际最佳的经营方式，重组韩国的银行体制，从而减少坏账的产生，以根除银行体系中的系统性风险。”

金融危机对于当时韩国国家及普通民众个体命运的影响，2018年上映的一部电影《国家破产之日》从宏观和微观视角，有着非常精彩的展现，但正如澎湃新闻一篇评论所言，“影片对金融危机的反思，归因于人性、政府和IMF，或许能投国民心头所好，但实在是子弹射偏了。”

新桥收购韩国第一银行历时15个月，在整个过程中，单伟建和他的团队面临着一系列不利因素：强力竞争对手加入、政治气氛波诡云谲、谈判人员数次更换、民族情绪膨胀等。虽说这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能永远也不会碰到，但收案过程中所呈现的投资理念、权力平衡、谈判技巧、博弈策略对于普通投资者同样启发良多。

故事开端于1998年秋天的一个早晨，在纽约拥挤的车流中，单伟建看到了同事传过来的关于韩国第一银行和汉城银行的“吊胃菜”。两份文件内容几乎相同，重点是：“韩国政府正在寻求一家国际商业银行，通过认购新发行的普通股，购买该银行至少50.1%的股权。”对此，单伟建的反应是：“哪个疯子会愿意在最糟糕的经济危机之中，把钱投入一个失败的经济体，买一个失败的银行？”而新桥联席主席庞德曼却表示，“我们亲历的历史证明，如果能在经济周期的低谷收购政府给予保护的破产银行，会是极好的赚钱机会。”而这，也成为新桥之后长达15个月收购韩国第一银行过程的信心来源所在。

谈判的过程是艰难的，数度陷入破裂的困境，就连庞德曼也对这场旷日持久的谈判心生厌倦，在他给单伟建的一份传真中，明确表示“现在就停止！”。这时，单伟建在极其曲折的人生沉浮中所形成的判断力和坚韧性，成为收购能继续推进的最大动力。至于这一坚持的信心所在，单伟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对于自己有能力建立有效的风险控制制度，使新增资产质量优良是极为有信心的，而且我们对于自己转变该行的战略也极有信心。我们的坚持是基于这种信心之上。”

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1999年新年的前一天，单伟建的团队与韩国政府签订了《共识备忘录》，独家收购韩国第一银行。但此后，韩国政府突然“换将”，单伟建必须从头开始与新的谈判团队建立信任。但对方摆出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好像《共识备忘录》根本不存在一样。

单伟建意识到，要取得对方的信任，必须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他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与对方分享己方的财务模型。这一举动，犹如打仗时向敌方和盘托出作战计划。“我为何如此考虑呢？我想透明可以赢得对方的信任，对方看到我们的模型，就知道我们的每一个建议都是尽可能地公平合理，并无乘人之危的企图。”

在后来接受采访时，单伟建表示，“卡壳的时候也会觉得沮丧，不理解对方，本来说好的事情为什么突然变卦。但当你了解了对方的苦衷，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这是我的体会。”他认为，在一个谈判中，如果要成功，必须设身处地地替对方想，考虑对方利益，建立互信机制。这个过程要花很多时间揣摩对方的心理，了解对方的想法。如果谈判时能够体会对方多一些，谈判恐怕就不会这么纠结。在不伤害自己利益的情况下，或者是在不很多地伤害自己利益的情况下，尽量满足对方的要求，这是谈判成功的最主要方法。

交易目的就是创造价值，这也是私市股权投资的真谛和真正的价值所在。不是贱买贵卖就赚钱，而是怎么能够创造价值。前述三本书所提到的收购案虽然过程精彩，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最后的结局并不美好。如KKR收购RJR纳贝斯克公司，最终资本金损失7.3亿美元；里普尔伍德控股公司收购日本长期信用银行，除了较早退出的投资者赚钱外，有些投资者被套牢20年；而3G资本收购安海斯—布希公司这个故事还未讲完，是胜是负依然未卜。

在价值创造过程中，选择管理团队尤为重要。单伟建最看重的是可信，包括人品和经验——是不是非常懂行，待人接物如何。新桥收购韩国第一银行完成后，第一年就在管理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为避免风险过度集中，新的董事会制定了一条 “家规”，要求对任何单个客户的风险敞口不能超过1000亿韩元，否则必须得到董事会的特批。但当时的管理层不但破了“家规”，对一家芯片企业海力士的风险敞口高达2500亿韩元，而且董事会被蒙在鼓中——董事会是在媒体报道后才知晓！事情发生后，董事会立即聘请了第三方律所独立调查海力士贷款的决策程序以及前因后果，发现主要决策者是行长，而一向行事保守的首席信贷官在揣摩上意之后，选择了唯上是从。幸好事情发现的早，董事会重新任命了第二任行长科昂，并带领这家破产的银行恢复了昔日荣光。

这实际上是一个德才的问题，这一点，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有着透彻的表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对于重建中的韩国第一银行来说，没有任何捷径可走，才胜德或许可以得逞于一时，但不可能长久，过河拆桥的人终究找不到桥。

这里，推荐下单伟建的另一本书——《走出戈壁》。这是单伟建先生的一部英文回忆录，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了个人从一个戈壁青年成为常春藤教授的传奇经历。其在书中所传递出的“放弃——那是对自己的犯罪。我不断地对自己重复：绝不放弃”这一精神，或会更好地有助于理解韩国第一银行收购案中他的坚韧所在。